然而不论如何，卓达的第一个合作建房“产物”碧水馨园已经开盘销售，且其“合作建房”政策已经有了一系列详细的规程。

　　如何三赢

　　作为石家庄的主导性开发商，在国八条、七部委出台的这一非常时刻，也许对卓达来说最重要的做出某种姿态响应政策。打出“合作建房”之名就成了对政府最好的呼应。据卓达住宅集团副总裁孙立志透露，在国八条出台之前，卓达集团总裁杨卓舒已经有了推出合作建房的想法。“其实在国八条之前，很多政策已经反应出了房价要上涨，比如提高房地产投资固有资金的比例、对消费成本有了一些限制、房地产开发必须经过地方政府层级审批等等。另外，土地资源本身有不可再生性，住房问题必然要解决。而石家庄由于城市改造的原因，房价上涨是必然的。合作建房既是为了应对土地吃紧的政策，也是为了抑制房价上涨。”孙立志说。

　　在卓达合作建房的蓝图中，政府、开发商与个人分别属于参与其中的三方。卓达在整个过程中多次强调政府、开发商、购房者三者的合作建房将创造三赢局面。那么，如何三赢？“对政府来说，开发一个项目从一开始整理、汇编到实施要花费不少时间，如果这些工作由开发商来做，则省去了政府人力的投入，所以政府最大的收益是有效解决城市化进程；其次，对开发商来说，操作项目需要时间，现在可以提前一到两年进行项目运作，把产品直接过度到市场，开发商的介入就完成了同政府和消费者的对接即市场对接，一个产品从研发到市场，需要一系列过程如推广包装，但由于开发商介入使产品直接进入，满足了时间上的需求。第三，购买者由于提前两年购买了产品，两年后房价上涨，某种程度来说也省了钱。”

　　在他们看来，以开发商的身份介入其中，其实是合作建房中的优势。“个人集资建房毕竟还是消费者联合，从联合到生产是很难跨越的。市场过程相对复杂。”孙立志说。而这对一个集团来说，当然不是难事，况且“卓达不仅有责任心，还有这个实力”。石家庄的天山和1+2不动产集团也相继推出了合作建房的概念，但卓达认为，自己的“合作建房”已经超出了其他个人或团体仍在停滞的概念阶段。因为他们已经推出了有关合作建房的一系列详细规程。“我们经过了缜密的思考，已经完成了从想法到现实，再到实行的一系列对接。”

　　所谓“详细的规程”，是指当消费者到其所在地来选项目，卓达会推出A、B、C、D等几个项目，产品的价格根据地段变化，客户选择产品后，他们会提供户型图，然后签定意向书，支付订金，其实跟卖房子并无区别。唯一的好处是在“合作”的名义下，如果卓达无法按期交付，或消费者不满时可以随时退出并得到高于投入成本的资金补偿。

　　最无法预知的是在相对长的一段时间里，合作建房可能遇到的风险。孙立志说，他们目前能预见到的，包括政策变化带来的干预，或时间上的延误，也许具体执行上还有具体的障碍。但“一个企业没有创新，就无法生存。何况石家庄的市场现在是收入与房价失衡，已经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推行合作建房的时候。”

　　融资之辩与实惠之惑

　　与个人集资建房不同，卓达此次最大的争议是以开发商的身份介入其中，多少引发了争议。一些业内人士隐晦地表示，以开发商的身份搞合作建房，必然跟于凌罡等人的个人集资建房不是一个动机。对此孙立志的反映相当轻描淡写：“卓达成立12年以来，项目最南在三亚，最北在呼伦贝尔；中间以北京和石家庄为核心，形成三位一体、四点网络开发布局。对如此规模的一个大公司，评价一定有好有坏。如果都是坏的评价，说明这个公司有问题；如果都是好的评价，那更有问题。”

　　更多的声音是在质疑卓达是否以合作建房之名行融资之实，而卓达并不回避业内外将其“合作建房”与“融资”一词扯上关系。在孙立志看来，卓达之合作建房尽管与融资有相同之处，但根本区别在于，卓达将从社会上筹集的资金投入于专项工作，即合作建房。“筹来的资金，作为合作的资金有两条‘腿’，一条是社会上收集的资金，另一条是公司自己注入的资金。从社会上拿来的占30%，我们自己注入的也占30%，有了60%的资金，项目才能启动。”

　　总裁杨卓舒对此的解释更加坦然：“国务院发了一个文件，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民营企业带着项目融资，这是国家开明之处。融资没有什么不光荣的，能融资说明这个企业运行得好，资金拥有者信任。”

　　尽管在“合作建房”与“融资”的关系上态度有些许不同，但卓达高层却一致主张不能单以房价来判断卓达合作建房对消费者的实惠度。拿已经开盘的碧水馨园来说，如果购买者与开发商达成协议，则须付10%的订金，合同生效之时首付50%，其余的部分采取分期付款，碧水馨园的均价是2500元/平方米，在相同的地块，这个价格既不比其他项目高，也基本没便宜，单从房价来看，很难说消费者在卓达的“合作建房”中享受到了低廉的价格。这似乎杨卓舒在《卓达人报》上承诺的让利不符，但对此孙立志给出了一种“变相降价”的说法：“价格虽然基本上是持平的。但是张三李四王五都在生产一个杯子，其中王五是经过质量检验的，所以他提供的质量和服务水平不一样。我们的价格没有高，但持平的价格实际上就是一种让利。”

　　也许对卓达来说更合理的解释来自孙立志的另外一番话：“我们的合作建房在时间上抢了先，至少为消费者提前了两年。去年中国房地产市场均价涨幅在8%~12%左右，今年有了国八条的抑制，保守估计仍然能达到5%，两年就是10%，对购房者来说，两年节省10%已经是最大的让利。”

　　资讯：国外的合作建房

　　合作建房最早出现在欧洲。19世纪，工业革命的发展造成城市人口激增。房价大幅增高，穷人只好联合起来，借助集体的力量解决自己的住房问题。当时法国、德国、意大利、丹麦和瑞典等国家都成立了各种类型的合作建房组织。二战之后，德国政府颁布了一部鼓励私人投资建房的住宅建设法，随即出现了众多住宅合作社，但都是只接纳低收入者才能加入，而其建房资金主要来自社员缴纳的股金、政府的贴息贷款以及社会捐助。

　　近年来，城市化带来的人口和住房压力日益严重，许多国家的政府开始注重从行政、经济及法律上对合作建房者给予支持，从而促进了合作建房的发展。目前全世界已有80多个国家建立了十多万个合作建房组织，这样的组织在某些国家甚至成为住房建设、销售和管理的主要形式。世界上最常见的合作建房组织是住宅合作社。如今，住宅合作社已成为德国住宅建设的主要组织形式。有资料显示，合作社建造的住宅占到了德国新建住宅总数的30.9%。

　　在其他国家，个人集资合作建房是中低收入人群解决住房问题的一种方式，该国政府会在土地、资金及政策等方面予以扶持；而在中国，目前尚处萌芽状态的合作建房运动则大多还包含着对抗房价暴利和维护业主权益的意味，具有一定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