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履薄冰

　　许多企业家谈到自己的生存状况都用到“如履薄冰”一词。这不仅仅是对于商业本身的谨慎所致，在中国，政策的不确定、不合理让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倍感焦虑。这也是导致企业家痛哭的一个诱因。

　　《中国企业家》杂志举办的2004年企业领袖年会上，复星董事长郭广昌说他最大的期望是跟大家一起呼唤宽容。受宏观调控影响甚深的郭有诸多问题找不到答案，比如银行利率市场化，他认为信息不对称将导致好的企业拿不到好利率，而差企业未必就拿不到好利率。对于项目审批制，郭的疑问是：一个项目的审批往往需要三到五年，还不一定能批下来。而三、五年后市场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还能上这个项目吗？”

　　鄂尔多斯董事长王林祥对项目审批制的弊端更是深恶痛绝。他认为，审批制的结果就是滋生腐败，从而限制经济发展。他甚至对这种制度已经和将要给中国经济造成的恶果感到恐惧。他认为，尽早实行市场准入制度将彻底改变这一局面：“行与不行都摆在桌面上。”目前，王林祥规划宏大的煤电联产和硅铁项目仍在等待审批中，两会期间，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与他一道到北京来“讨说法”。王说这两年是他感觉压力最大的两年，虽然由于性格使然，“睡不着的时候”只比以前多了一点儿。“主要心里很别扭，憋得很。”

　　“你要咬紧牙关挺直腰杆，别人干不成，你干成了，这才叫能力。”王林祥说。

　　“我们不愿意承担企业经营之外的那些压力。”郭家学说。尽管东盛集团受宏观调控影响不大，但郭还是为那些由此倒下的民营企业心存不平：“去年民营企业出事的比例是历年来最高的，好多企业资金链一断就完了。”郭认为，一个企业倒下以后，就会给社会形成“民营企业靠不住”的观念，而这显然不是事实的真相。不久前，郭家学曾与央行的一位官员交流，其中谈到非公经济形成的银行不良资产连10％都不到，而非公有经济为国家贡献的社会价值是37%。郭说，按照这种情况，民营企业的坏账比例也应该达到37%，“这才公平，为什么？因为民营企业贷款难。”郭家学认为，国有企业一个又一个倒下，我们的社会已经司空见惯，却偏偏不允许民营企业犯错误，一犯错误，“各种帽子都给你戴上”，没有人再为它说公道话。“媒体把老百姓的心理引导坏了—他们开始仇视创业者。”

　　2004年，香港学者郎咸平提出国有企业MBO中存在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引起一场大的讨论，一度点燃了民众的愤怒，让那些试图通过MBO来大展身手的企业家心存畏惧。伊利董事长郑俊怀涉嫌挪用企业资金MBO被抓。“我觉得郑俊怀不至于这么笨，”与郑较熟的王林祥分析，“以他的能力和声望，如果想MBO，到哪儿借不到几千万块钱？”郭家学也对郑抱有同情。

　　早在1986年，万科就已经明晰了产权，王石及其高管可以拥有40%的股份。但是他没要。“这个机会是我努力得来的，是合法的，我为什么不要呢？”王石说他为此让远在家乡的表弟把王家的族谱拿来，结果发现家族里没有地主基因。“你从来没富有过，突然暴发你把握不了。而且中国历来存在仇富心态，每次改造都是打土豪分田地，获取胜利果实。”王石的话里可能有玩笑的成分，但其中所含的戒惧让人深思。说起自己把鄂尔多斯从一个200多万资产的小厂做到了几十个亿，王林祥充满自豪，但是他在鄂尔多斯集团所占的股份只有0.3%。当初集团的人都曾表示，王总(王林祥)拿多少大家都没意见，王林祥想的是，理论是这样，但一旦你拿了，可能就会有意见出来了。为了集团的稳定和发展，他选择了少拿。“再说我们这些做企业的也没有什么花钱(个人消费)的机会。”

　　王林祥说，他被内蒙古自治区的政府官员称为企业界的“不倒翁”。王与近十任当地官员打过交道，原则是做到关系不远也不近。“政府有什么困难需要我们解决，我们可以给你解决。我们企业有什么困难需要政府解决，并不是给我个人解决，大家明明白白。”王说，一个企业的发展与当地政府的开明非常有关系。

　　虽然董明珠不愿意使用“如履薄冰”一词，但她表示做企业要尽量谨慎，使自己不违规。即便如此，格力电器董事长朱江洪仍被指为“褚时健式人物”，文章作者看到了“一幅国有资产如何流向私人的画面”。朱江洪为此起诉了文章作者。尽管案件以文章作者败诉作结，但董明珠认为，格力电器及朱江洪受到的伤害无法因此得以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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